MORE VFX CEO徐建:从好莱坞开始,视效行业就没有好的商业模式

作者 | 查沁君

“我们去年因为大佬们的各种延期已经完美错过了《唐探》《邪不压正》,造成内部大量人员闲置,所以今年开始我们会坚决执行‘不给定金不给留档期,先到先得,合同上各阶段到期不开工,定金不退、价格时间另聊’的制度。”

这是徐建2018年初的一条朋友圈。他告诉三声:“任何一个特效公司,包括好莱坞,如果空档期超过3个月,没有一家能抗得住。”

留存下来的公司中,MORE VFX的生存方式是,以不间断的项目“滚”项目制,来保证流水的畅通。而源源不断的项目供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徐建早年积累下的影视人脉资源,以及特效艺术家们过硬的技艺本事——在“天时”、“地利”都失灵的情况下,“人”的因素被发挥到最大。

MORE VFX从最初2007年的五人工作室,已发展成为艺术家300余人、架构最完整、体量最大、技术水平位于一线的数字特效制作公司。就像徐建常说的:“用手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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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VFX CEO徐建

以下是三声与徐建的部分对话整理:

01 | “我们跟好莱坞还存在几十年的差距”

三声:《流浪地球》中,MORE VFX负责哪些部分?

徐建:我们完成了整部电影800余个特效镜头的制作,约占整部电影镜头的40%。包括北京、苏拉威西的地面部分、引擎发动机全景、延展结构、周围环境(采石场、城市废墟)、点燃木星前后冲击波等。

三声:这次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徐建:这个项目可能让大家觉得中国的视效也能摸着好莱坞的边了,但我觉得并非如此,我们还差得很远。

《流浪地球》所使用的视效类型都属于硬表面资产,如坍塌破碎、自然天气的模拟。这些技术早在前十几年前就在国产片大量运用,如今已达到成熟体系的水平。

但是像较难攻克的生物特效,这部没有涉及到。它的难度在于太多细节需要处理,而细节决定了真实性。比如生物面部表情,即使是眨眼,也涉及到所有小肌肉群的运用。这些运动还包括抖动、滑动、挤压、拉伸等;渲染的质感上又分成真皮、表皮;光线角度分为反射、折射;毛的区别还在于是猫毛还是猩猩毛,二者构成是不一样的。

MORE VFX CEO徐建:从好莱坞开始,视效行业就没有好的商业模式

而我们使用的商业软件都提供不了这些,它只提供一个平台。即使掌握了技术,中间也还存在铺设工序的差异。说到底它是一个经验和使用方法的问题,得靠长时间项目去积累。

三声:这种差距可以通过系统地学习去弥补吗?

徐建:这很难,一个人不可能把这个庞大体系的所有模块都学会。每一个模块细分的领域,如果对应到计算机科学,可能就是专门领域,所以这一定是团队的智慧积累。

三声:MORE VFX在操作《流浪地球》这种“工业大片”,和操作像《万物生长》《重返二十岁》这种剧情片,会有哪些方向、概念、操作上的不同?

徐建:我们所服务的产品的最终形态是按照类型划分,但于我们的工作而言,并非如此。我们是按照特效类型划分,比如自然环境、硬表面环境、或是生物的模拟,单单一个海洋特效,既可以用在文艺故事片,也可以用在科幻片里。

三声:MORE VFX哪种核心技术可以构成竞争壁垒?

徐建:在中国,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公司的技术能形成壁垒。我们跟好莱坞成功的视效公司相比,还存在几十年的差距。

国内公司基本上都是从海外购买商业软件,艺术家凭借对它的了解、使用,然后进行少量的二次开发,做出视觉特效。问题就在于你能学,我也能学,只存在学得好坏的差别,但形成不了壁垒。而国外可能直接针对底层商业软件去进行开发,研究底层算法,更改结构,那些才是最核心的部分。

三声:MORE VFX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已经到哪了?哪些公司被您视为竞对?

徐建:前几年是韩国视效公司,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欧美、加拿大。比如蒙特利尔因为高额返税,很多大公司都在那边开设分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人员技术、公司规模相对成熟,他们会“杀”到中国土地来抢业务。

三声:语言或者文化差异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天然屏障?

徐建:语言不是障碍,文化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拿这个去防守,虽然它会作为天然屏障一直存在。

三声:竞争对手从韩国到美加地区的转变,是因为我们实力的增强,还是对方弱化了?

徐建:事实是我们公司进步太快了,但同时出现一些不太好的口碑,我还挺失落的,我在管理群里问同事,才知道是因为加班太严重。后来我释怀了,我非常清楚我们现在的能力在哪,如果要做出《流浪地球》就是拿步枪跟飞机大炮拼,在更短的周期完成同样的质量,只能加班多卖力气。

现在基本上每个项目连续数月24小时不间断,项目与项目间的空档期也不多,因为视效行业利润不高,我们采用的是项目“滚”项目的方式,来保证流水的畅通。任何一个特效公司,包括好莱坞,如果空档期超过3个月,都不可能抗得住。

02 | “在整个工业体系中,视觉特效是排头兵”

三声:现在对特效公司的要求是从项目前期就开始介入,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徐建:因为在过去整个工业体系中,数字手段没有那么迫切,只有电影项目后期偶尔有点特效,所以行业内一直管它叫后期特效。但是现在很多电影的特效占到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预算,而且是画面呈现的主要部分,如果你在早期创作部分不考虑它,这不合道理。

在传统理解里,电影拍摄完后,剪辑、录音、特效都属于后期。但随着电影工业和工艺发展,这些程序都前置了。以声音设计为例,在前期创作剧本时,就要思考声音设计的问题:如何根据剧本设计声音、如何作曲等。

我们的经验是,当电影一有故事雏形甚至底稿大纲时,就开始跟导演、美术、摄影一起聊整体特效设计。如果视效部门的创作能力比较强,也会参与到概念设计、画面创作的部分。

在整个飞速发展的工业体系里,我一直将视觉特效定义为排头兵,这个工种是最早需要大规模集团化作战的,在严谨的制片流程和充分工具的支撑下协同完成,包括选择场地、灯光、置景。视效在其中起到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其他工种建立一个正确的工作流程。

三声:在视效制作成本上,不同类型、体量的电影分别是在什么量级?能否举例说明?造成成本差异的因素有哪些?

徐建:在中国,视效镜头达到电影全部镜头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才能被称为视效电影,目前的报价在三千万到八九千万元之间。我们一般会先看剧本,按照公司报价模式给到片方一个数字,片方可能会拒绝,这时就需要双方商量着去调整。

三声:关于成本预算,您之前发表过这样的建议,由于后期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所以应将一次性付清改成按月支付。二者的差异是什么?

徐建:对特效公司来说,那是一个最理想的工作方式。但是从片方的角度考虑,要做到这点很难。首先我们生产的是标准化产品,很难去控制绝对的周期;在多个部门协同工作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可控的变数以及人员的闲置,每一个任务细小的变化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所以我才建议,把人租给剧组,按天算钱,和剧组的其他部门一样,于我们来说是最划算的。

好莱坞视效公司的一种计算方式是:按照艺术家数量、工作天数时长来报价。在截止日期前,制片会提前通知导演,在约定的时间点里,往能完成的方向努力。国外视效公司99%都是项目制,当没项目或者项目停止,视效艺术家就可以跟公司解除合同。

但在中国,因为社会制度等问题,尤其在北京,要求连续五年纳税和保险,才能买车买房,艺术家都是和公司签长期固定合同,公司需要长期供养人力成本高昂的大量员工。一旦出现项目中断或项目间隔期过长,就会出现现金流供应不上的问题。

03 | “国内视效行业还有十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期”

三声:国内视效行业发迹有着什么样的背景?

徐建:九十年代初,只有SGI这种大型的图形工作站上才能跑专业的三维软件,一台价格达几十万。最开始进中国的时候,只卖给气象局,因为它能做大型的天气解算。

当时就很多人到气象局去租设备,做类似于新闻联播的大金字,复杂的东西也做不了。后来就慢慢发展到有点难度级别的广告,栏目包装。真的开始大规模服务电影,应该是2010年左右的时候。

广告特效和电影特效最大的区别是整个的生产流程不一样,工具和效果都差不多。因为电影它的量大,它需要大规模的人去协同作战。而广告基本是小团队,需要减少标准化的东西,让人发挥更大的作用。

香港视效行业发展早于内地,先涛(《风云雄霸天下》、《功夫足球》等)和万宽(《蜀山传》、《无极》等)是当时整个亚洲做广告特效技术最好的公司,那边业务量比较大。

中国最早是上影数码,找一些海外的,做这些行业的华人回来,也组建了比较大的团队,购买很多的设备,隶属于中影集团的华龙(《天下无贼》《长江七号》等)基本承包了国内电影85%的特效。民营企业则多集中在广告和电视栏目包装业务。

三声:在工业体系的建构以及工作流程的操作上,中美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差异造成哪些影响?

徐建:美国的视效行业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并且是在工业体系下成长的,中国才发展十几年,国内创作者并没有习惯特别工业化的程序,可能一路拍下来,更多习惯的是手工作坊。

所谓工业化,其实就是流程化、标准化,前提必须采样。就好比生产一个螺丝,古代靠铁匠也能磨搓出来,但现代为什么将其工业化,因为我们需要流水线上的批量生产。差别就在于第一次可能需要研究手动的方式,生产出一个样本,将其具象化,随后一步才会模板化。今后再使用这个类型的时候,能把它生产得更精细、更标准。

三声:在您看来,好莱坞特效行业存在哪些问题?

徐建:好莱坞最根本且核心的问题是,从工业光魔发明这个行业起,就没建立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从而导致整个行业在全世界经营都比较困难。

当时的情况是,工业光魔的建立就是为导演卢卡斯和电影《星球大战》服务,由老板给钱,工业光魔只管做好服务,商业模式对他们来说无所谓。虽然工业光魔现在有伟大的作品、高难度的技术以及优秀的艺术家,但是从根本上,这个规则没有建立好,也没有一个好的传承。

在中国,如果文化能筑造起一道防护墙,国内某一特效公司先行发展起来,无论是在技术、创作、还是服务上,能与好莱坞相抗衡,并且在短时间内构建平台,或许能重新建立商业规则。但这些只是美好的设想。

三声:我们可以做哪些努力去实现上述设想?

徐建:首先,在基础设施上,有一个比较发达的计算机科学体系和图形图像学体系,目前来说中国还差很多。其次补充核心算法,商业软件并不能做出所有效果,视觉特效是模拟世间万物或是万物之外的东西,可供开发的点还有很多。

另外,还需要积累经验,多尝试各种类型的特效,当有足够多的经验,你就知道如何用最好最快的方法去实现它,这一块还需要国家大力扶持重工业电影,我们不断地尝试做出更多的样本。

最后核心是人才,真正有情怀的人才会愿意在这个行业。因为它对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不管是技术方面,还是艺术素养。

我们现在面临的尴尬处境是:国内互联网行业、游戏行业的薪资比我们高,国外同行业的薪资比我们高。这意味着优秀人才进不来,自己培养的人才流失严重。在中国基本上已经是生死存亡了。

三声:国内关于视效人才的培养机制是怎样的?

徐建:基本上先在高校学习,由老师教理论和软件使用,但弱于实践。毕业后有的会去培训班里去学。

三声:之前有报道提到,国际上为好莱坞提供代工特效的地区中,韩国、中国、印度是其中最大的三个国家?

徐建:韩国可能有小公司在做,大公司基本上没有好莱坞代工,可能有人工成本贵的因素。中国除了Base VFX大量在做,其他较少。因为Base的老板是美国人,曾担任过好莱坞制片、编剧,这些资源能帮他接到活儿,其他公司只是零零散散,且接触不到核心技术。

三声:对于不同国家,政府有哪些不同的政策扶持?

徐建:韩国相较前几年,补助减少到整个项目的30%。澳洲和新西兰也达到30%,最多的是蒙特利尔40%。在中国,以往所有的政策法规都没有对视效行业的补贴。但现在因为《流浪地球》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重视和对视效行业的关注,所以将来可能会有。

三声:你怎么看国内视效行业未来的发展?

徐建:我看好,不看好我就不做了。目前中国的视效行业,不管是从市场需求或是整体发展来说,还有十年左右快速增长期。十年后是什么样的业态我也说不好。但对我们来说,这不重要,电影永远不会消亡,视效行业就永远存在需求,只是数字艺术这种手段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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